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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培凯:在西方生活后,更明白东方传统的好

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  

2017-10-20 17:19

       郑培凯的身上,有一股气脉。

      气聚自他的日常,脉传自他的过往。他生在孔孟之乡,长在台湾,学在美国,辗转于东西方文化,在学术里漂泊,天命之年归根,倡导传统。这么多年,他写诗、习字、品茶、赏曲、观园林、玩陶瓷,在喧嚣浮躁的现代寻找传统文化里的雅趣与韵味。

      香港出版界泰斗蓝真评价郑培凯:他很有知识,散文言之有物!还有评论说他的文章“不仅有物,而且有趣。有理趣,有情趣,有史趣,有论趣,有古趣,有今趣”。

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缘分并不止于书案之间。1976年,在美国读博的他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回祖国大陆观光考察的机会,广州讲武堂、长沙马王堆、南京总统府、重庆南温泉、黑龙江大庆油田……自此之后,来自传统的召唤就慢慢在他心里生根、发芽。1998年,他在香港城市大学建立中国文化中心,自此经常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,一路播撒文化的种子,用纯粹而经典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。他告诉“环视听”记者:“我不是复古,而是寻回。我们的好东西为什么要丢掉?”

     史景迁的第一位博士生

年轻时,郑培凯曾在传统与现代、东方与西方间徘徊,现在回想,他认为“我们那个时代,总觉得老一辈的人都思想落伍。他们喜欢、信奉的东西,我们为什么要喜欢?也许年轻人,总要追寻一段时间”。

郑培凯祖籍日照,生在青岛。他的父亲是黄海水产公司的总经理,1948年决定举家迁往台湾。那一年,郑培凯刚出生。父亲先行赴台,母亲带着4个月大的他,与其他家族成员、所有的家当去了上海,在那里等着赴台。好不容易买到了1949年1月27日的船票,本来都打算动身了,结果因为他是母亲头胎生的男孩,娇生惯养经常吐奶,家人觉得船上要折腾好几天,怕他受不了。正巧临行前一天买到了一张别人退掉的机票,就让母亲抱着他改坐飞机。

那艘船叫“太平轮”,那一天,船因为超载且撞上货船,900多人葬身大海。家族其余成员和所有家当,再也不能抵达台湾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台湾年轻人正是对传统文化迷惘、对西方文化痴狂的时候。郑培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长大,迷上现代诗、实验话剧,毫不意外。那时的他对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和电影充满了好奇,听长辈谈起就心向往之,但因为左翼文艺在台湾被禁,不能看鲁迅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,只能读徐志摩、梁实秋,同时他还沉浸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中。

大学时,郑培凯报考了台湾大学外文系。父亲坚决不同意,想让他报理工科,“将来好有饭吃”。他则与父亲约法三章:第一,考不上台大,就不读大学,自谋生路当工人去;第二,上大学不用家中一文钱,自筹学费;第三,自己的人生自己规划,不需要父亲为他操劳。一派叛逆青年的模样。

但其实,在传统家庭长大,文化的熏陶早已潜移默化。“我父亲写字很好看,一天到晚都在临摹褚遂良的《大唐三藏圣教序》。他还写隶字,有一件很珍贵的明朝拓本,上面盖了很多前人的章。”郑培凯于是从小练字。“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就是写写画画。老师在讲台上教课,我都在下面找张纸片,写着画着。因为每一个汉字对我都有吸引力,究竟每一笔每一画是怎么排列出这个字的?就觉得好玩。”郑培凯的母亲则喜欢看京剧,总是带着他去。耳濡目染之下,他喜欢上了古典文学,大学期间辅修历史,经常旁听中文系的古文课。

1969年,郑培凯留学美国,攻读历史。硕士毕业后,他师从史景迁,成为这位汉学巨擘的第一位博士生,论文的评审老师则是余英时。学者李欧梵见过那时的郑培凯,印象是“头角峥嵘”。他也的确锋芒毕露,和师长辩来辩去。史景迁的教学方式如同卢梭,自由放任;余英时的脾气也很好,更是助长了郑培凯的“嚣张气焰”,师生之间总是快乐地“吵来吵去”。

因批评台湾当局,郑培凯多年都没法回台湾,只好在美国的高校里任教,也是因为生活在西方,才更明白东方传统的好。“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,学习、教书包括和朋友接触,越来越感受到西方人对自己传统的吸收。剧场里好多古希腊的剧目,用现代人的感触改头换面,但内核还在那里,充满了追问和怀疑。我总是会联想到我们自己,别人也是从古代讲起,可为什么我们从古代讲起,大家就觉得是在否定进步呢。中华五千年,有那么多好东西,我们又是中国人,怎能不做些什么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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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4月16日,郑培凯和妻子鄢秀(右)一起拜见老师叶嘉莹。

见到了最好的,就不会小看中国传统

郑培凯的做法是向年轻一代传播传统文化,“可能我天生是当老师的料,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就想分享给别人”。1998年,他应时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的邀请,在该校创办中国文化中心。

张信刚先生也是在台湾念本科,在美国深造、任教多年。1996年,他去香港城市大学任校长时,接触到一些学生,问他们喜欢中国诗词吗?学生都说很喜欢唐诗。他让学生们背一首来听听,结果第一个背的是李白的《静夜思》,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一路问下去,20个学生,都是“床前明月光”这一首。张信刚特别吃惊,立马意识到:香港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,虽然说是“挺有兴趣”,但实际上底子很弱。那时正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,张信刚决定在这所理工科大学开设“中国文化”课程,所有本科生都要学习。

最初,郑培凯以为只是个暂时的任务,向美国学校请了3年的假,打算教完课就回美国,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是多么“任重而道远”。在香港如此现实的社会里,推广“美而无用”的东西,学校内部都有争议。郑培凯在压力中不断完善教学,不但要把课程设计得有趣,而且还要符合现代人,尤其是现代年轻人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,充满了挑战。

他自己倒是觉得苦中作乐,越做越有意思。办网络课,邀请名人讲座,把学生带出去考察……后来,他干脆放弃了回美国的想法,一门心思留在香港。

中国文化中心的讲座特别有名。每学期,郑培凯都要举办数十场讲座,而且邀请的都是各个领域内最顶尖的专家学者,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们感受到大师的气息。仅1999年到2002年,请来中国文化中心交流的就有李泽厚、庞朴、李零、葛剑雄、许倬云、何兆武、温儒敏、叶朗、李欧梵等知名文化人物。“见到了最好的,就不会小看中国传统文化。”

能请到这么多有分量的人物来讲课,得益于郑培凯的“朋友圈”,其中汇聚了一时之俊杰,他们之间声气相求、意气相投。

南开大学的叶嘉莹教授,是他在台湾读大学时的老师。50年前在外文系时,他就旁听过叶嘉莹讲诗选和杜甫。直到现在,他还记得听叶老师的课时,“沐浴在谈诗论词的春风里,聆听每一个字从她口中说出,就像天使在云端摇着铃铛,散发美妙的天籁”。他说自己真正进入古典诗词的门槛,“得窥宗庙之美、百官之富,就是由于叶老师的引导”,后来身在异国他乡,遥望故乡归不得,更是时时想起叶嘉莹所讲的杜甫诗句,一次次被“孤舟一系故园心”“每依北斗望京华”牵动心弦。

开办中国文化中心之后,郑培凯专门邀请叶老师到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,讲了一个学期的古典诗词,还辑成演讲录《风景旧曾谙》。之后10年未见。2017年4月,他和妻子专程到南开拜访了叶嘉莹。93岁的老师与69岁的学生,悠然相见。

“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”

从1976年第一次回大陆,郑培凯就知道,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才有“文化的根”。苏州园林在这里,昆曲在这里,景德镇、陶瓷……都在这里。即使时代经历了巨变,往日的优雅仍能荡漾出古典长河中的亭台倒影。他一边进行着自己的学术研究,一边关怀着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传承。

郑培凯是研究汤显祖出身,到美国后做的课题就是16世纪以来早期全球化发展中的文化冲击,研究福建和江西的环境怎样造就了李贽和汤显祖这类文人,后来写了《汤显祖与晚明文化》《汤显祖: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》等书。

转而研究昆曲,也是机缘巧合。1992年,大陆剧团第一次到台湾演出,先是梅兰芳家、谭鑫培家、马连良家的后人,随后袁世海、杜近芳、刘长瑜这样的名角也来了,一票难求。等昆曲剧团来时,郑培凯更加觉得震撼:“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舞台上可以唱那么美的词句,演员能演出那么美的身段。我们这代人,都只是听父母讲他们从前在大陆的生活,见过这些好东西,所以感觉就是梦里见过的,想象中它可能存在,然而没见过,直到有一天,亲眼看到了,原来竟这么好。”用《牡丹亭》中的唱词说:是那处曾相见,相看俨然,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。

建了中国文化中心之后,他一次次请昆剧团到香港城市大学做演出,把昆曲融入教学,“它唱出来的词就是古典文学,又囊括了舞台艺术、表演艺术”,作为传统文化的入门课,非常适合。

2001年5月18日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“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”名单,19项中,第一项就是中国的昆曲。当时媒体找郑培凯写文章,在报纸上登了两天。有人觉得这下昆曲好了,能“挟洋自重”,要发展要创新,郑培凯却觉得要分轻重缓急,先保护先传承。“我们很担心传承出问题,所以搞了昆曲传承计划,请人捐钱,然后把张继青等艺术家一位一位请来,待两个月,当客座教授,留下一些资料。”他一次次带队来大陆,抢救珍贵的昆曲折子戏;赴六大昆剧团,与昆曲艺术家做详细的访谈,研究老一辈艺人的演唱方法、身段要领、度曲秘诀等。

“旧学商量加邃密,新知涵养转深沉”,中国文化中心门口挂着的这副朱熹对联,是郑培凯自身的学问追求,也是他对年轻学子的寄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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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曲《牡丹亭》柳梦梅和杜丽娘“游园惊梦”。

宣扬传统文化不是死搬四书五经

郑培凯的书,名字总是起得文绉绉,别有隐喻。比如《树倒猢狲散》,“写那一批散文时,我想的是整个中国百年来所面临的文化挫折、社会挫折、经济挫折,大清帝国包括整个文化传统垮掉了,树倒猢狲散,所以这100多年来,人们经历了迷惘、困惑、奋发图强,也有人堕落。这是一种关怀。”

新书名叫《赏心乐事谁家院》,他对“环视听”记者解释道,这其中也有好几层隐喻。“进入21世纪,中国社会已和100年前不同。在重建文化的过程中,我们能从传统中拿回什么,是这样的赏心乐事。也有点点哀愁,那么好的美景,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人在乎。至于‘谁家院’,当然是我们自己的。周作人讲自己的园地,我想,我们在文化重建中,也一定要有一片自己的后院。”

这是郑培凯的心灵体悟。他也活在当下,从纽约到香港,快节奏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,都市里的喧嚣纷扰,郑培凯的感受和你我并没有什么不同,用他的话说,“像一根根带刺的草茅,压在脊背上……天长日久,无法排解”。他越来越讨厌都市,把高楼林立的地方称为“石屎森林”。忍无可忍时,终于有了不一样的选择。多年前,他把家搬到香港最偏远的郊野乌溪沙,转身间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”,生活里满满的都是“琴棋书画诗酒茶”。一有闲暇,便行脚八方,寻些野趣。一场雨、一段旧墙、一棵古树,都能让他愉悦不已。

郑培凯最喜欢苏东坡。“苏东坡是苦中作乐。古代文人很多是这样,他们知道人生是苦,现实中不可能一直顺遂,所以总在思考要怎么面对现实。不能一碰到挫折,立马就悲观到整个人都摧折掉。而是面对着挫折,清风朗月,到外面看看花,喝个茶。这些东西其实很容易得到,而且花费也不多。”

在郑培凯眼中,苏东坡在杭州为官,建苏堤,疏浚西湖,造福老百姓;被贬到黄州,发现那里的人不喜欢吃猪肉,说黄州猪肉贱土,发明了东坡肉;贬到惠州,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;贬到最偏远的海南岛,居然还有兴致汲水煎茶。“宋朝许多学者也讲,显达时有显达的活法,困顿时有困顿的活法。古人的这些生命经历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,所以年轻人读点古书,至少可以从传统里吸取一些很具体的个人经验。”

郑培凯认为:“宣扬传统文化,不是死死地按照四书五经去办事,那叫食古不化。学传统先要有自己,要记得我们是在21世纪,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。”

对郑培凯来说,人生中的乐趣都在小处。“我喜欢陶瓷,但并不意味就要去买个宋徽宗的汝窑瓷器,不必啊。”这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耕耘,在自己的心里留一个后院,于是有了一个底,不再盲目追求物欲,“要想物欲的本质是什么,当你达不到,自然就会不快乐。”

心里有了这个后院,也不再盲目瞧不起古人,“年轻时读书,总想我要讲前人没讲的。书读多了才发现,你自己想到就兴奋的创见,前人早讲了。后来就觉得,我能和先贤想到一起,也很好嘛,还是很有成就感。现代人比古代人了不起吗?你有电脑,查资料很快,但堆积知识并不一定代表深刻。也不是你批判古人,就比古人高了一等。”

郑培凯写过一首诗,曾抒发道:“学书一甲子/ 却也有些体会/ 至少可以解缆放帆/ 在波涛之中弄潮/ 驾扁舟以遨游/ 看岸边风景/ 寒波澹澹起/ 白鸟悠悠下。”西风望尽而回归,与传统相濡以沫,自得其乐。(人民日报中央厨房·环视听工作室 王晶晶 马维)






责编:宗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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